我爱春天的气息，花的灿烂，
我有青春的渴望，热烈的爱情，
但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我将付出我全部的生命。——《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学生运动及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青春之歌》将重归舞台。该剧改编自杨沫同名小说，由张千一作曲、赵大鸣编剧、王晓鹰执导，以“青春”为题，再度唱响青年人永不磨灭的斗志和浪漫！
10月18日，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讲堂携手歌剧《青春之歌》剧组走进中国人民大学，来到正值青春之时的同学们身边，共同探讨《青春之歌》原著文学作品和歌剧作品之间的联系与当代价值。歌剧《青春之歌》编剧赵大鸣、导演王晓鹰、主演宋元明，对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秀涛。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江棘的主持下，几位嘉宾从小说创作背景、跨媒介改编、艺术价值影响、歌剧声乐风格等几个角度展开讨论，并回答了现场同学们的提问。
王秀涛教授对《青春之歌》原著及跨媒介改编，做了很多研究准备，他在现场展示了珍藏的《青春之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话剧剧本、电影脚本、戏曲剧本等珍贵刊物。带着这些切实可感的“古董”，王教授讲述了作者杨沫创作《青春之歌》时的艰辛经历及出版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磨难。书中描绘“个人爱情”的内容，在当时被视为“小资情调”，既吸引读者同时又充满“禁忌”色彩。杨沫在后续创作中删减了许多爱情故事情节，语言风格上弱化了情感化的表达，将其转化成更具有革命色彩的语汇。让林道静从一个地主家的女儿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思想上贴合时代背景，但文学价值上依然具有开创性。
编剧赵大鸣谈到，为什么《青春之歌》在红色经典文学史上那么特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的两大主题，一是战争，二是农村。《青春之歌》则从女性视角出发，讲革命的同时也在讲爱情。或许现在的人们无法理解，《青春之歌》怎么就“小资”了？在当时处处昂扬奋斗的社会风气下，“在海边漫步”——这种闲适状态就被视为是“个人享乐”，是脱离社会实际生产的，这就是“小资”。因此这本小说在当时确实引起了轰动。国家大剧院这部歌剧节选了原著中几个重要情节，简化人物关系的同时也尽力让人物形象丰满生动，而不是做成脸谱化的角色。比如余永泽，他对卢嘉川的敌意融合了“吃醋”“嫉妒”等真情实感，他在乱世中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而不是无缘由地站在革命对立面。再比如剧中卢嘉川的形象，结合了小说里卢嘉川和江华两个角色，使得林道静对他的感情更为复杂。在两个多小时的歌剧里，要通过剧本展现出戏剧冲突，让每个人物都立得住。
导演王晓鹰谈到，《青春之歌》从小说到电影改编到话剧改编等一系列的艺术形式中，歌剧艺术是最具有诗性的，比起话剧和电影，歌剧更注重听觉艺术的表达。将原著做成歌剧作品，不仅要在舞台上呈现具有年代感的视觉意象，更要在听觉上，从序曲开始一下子就要将人们带回那个年代。这部作品并不是单纯地在舞台上还原三十年代的建筑街景，而是要将它艺术化、意象化，利用现代化的舞台空间去表现青年人的情感。“青春的议题是永恒的，我认为，只有投身国家建设，将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绑定到一起，这样的青春才是中国青年最大的浪漫。”
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在剧中饰演女主角林道静，她为同学们现场演唱了唱段《不会忘记那片海》，这是表现林道静和余永泽爱情的唱段，在剧中多次出现，旋律优美动人。宋元明谈到，这部作品在演唱技巧上有许多“从薄到厚”的处理，哪怕是相似的旋律，因为人物经历的戏剧情节不同，感情色彩也是不同的。为了出色地完成这部作品，她对角色本身和音乐动机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理解，用更细腻的声音色彩展现不同阶段林道静的心理活动。不仅是林道静这一个角色，这部剧整体演唱都需要很强的技巧性，比如王晓燕和卢嘉川，在剧中分别是女中音和男中音，为了展现角色的青春活力，唱段整体音区偏高，这都给演员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942年，《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曾就学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文学系，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正是1939年由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等合并成立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今年正值杨沫女士诞辰110周年，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讲堂携手歌剧《青春之歌》剧组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今天的青年人娓娓道来革命年代的青春选择，这既是对杨沫女士的深切缅怀，也让这部红色经典继续焕发出时代的青春光彩。
10月29日，10月31日至11月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青春之歌》由著名指挥家张国勇执棒，宋元明、赵丽丽、韩蓬、梁羽丰、刘涛、林子豪、王璟、胡越、关致京等歌唱家携手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及管弦乐团，用青春的朝气和过硬的实力，舞台再现那段觉醒年代的青春旋律。